在《論語．八佾》中，孔子談論「繪事後素」的問題，漢儒鄭玄與宋儒朱熹分別為之作注。漢儒鄭玄注，偏於荀子隆禮的系統；宋儒朱熹注，偏於孟子性善的系統，兩者進路雖有不同，但均欲成就聖人之教。曾昭旭在《良心教與人文教》一書闡明儒學的宗教面向，〈從仁道論儒家對終極的體現〉一文闡釋良心教與人文教是仁道的兩端，筆者本文探討儒家人文教之中的仁學人格論美學。本文試圖以鄭玄與朱熹對「繪事後素」切入點的不同，重新探討文與質在孔子思想中本末與體用的關係，並經由文與質的綰合，塑造出孔子心目中完美的人格為討論的主軸。現代學術論文關於「繪事後素」問題的討論，多是以美學為觀點，遺忘「繪事後素」的美學問題本來所具有的漢學與宋學的解經學的詮釋不同進路。其實，孔子「繪事後素」的美學思想預設是其思想之中仁學的人格論。本文的意義在於「繪事後素」的美學問題，本來所具有的漢學與宋學的解經學的進路之詮釋衝突之釐清，筆者闡明「繪事後素」預設仁學的人格論，以本末體用的思維關懷之，此一仁學的人格論乃至於蘊涵仁學本體論。以此觀之，漢學與宋學的解經學的詮釋不同進路，其實是殊途而同歸，同歸於仁學的人格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