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谈论「绘事后素」的问题，汉儒郑玄与宋儒朱熹分别为之作注。汉儒郑玄注，偏于荀子隆礼的系统；宋儒朱熹注，偏于孟子性善的系统，两者进路虽有不同，但均欲成就圣人之教。曾昭旭在《良心教与人文教》一书阐明儒学的宗教面向，〈从仁道论儒家对终极的体现〉一文阐释良心教与人文教是仁道的两端，笔者本文探讨儒家人文教之中的仁学人格论美学。本文试图以郑玄与朱熹对「绘事后素」切入点的不同，重新探讨文与质在孔子思想中本末与体用的关系，并经由文与质的绾合，塑造出孔子心目中完美的人格为讨论的主轴。现代学术论文关于「绘事后素」问题的讨论，多是以美学为观点，遗忘「绘事后素」的美学问题本来所具有的汉学与宋学的解经学的诠释不同进路。其实，孔子「绘事后素」的美学思想预设是其思想之中仁学的人格论。本文的意义在于「绘事后素」的美学问题，本来所具有的汉学与宋学的解经学的进路之诠释冲突之厘清，笔者阐明「绘事后素」预设仁学的人格论，以本末体用的思维关怀之，此一仁学的人格论乃至于蕴涵仁学本体论。以此观之，汉学与宋学的解经学的诠释不同进路，其实是殊途而同归，同归于仁学的人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