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佛教史的常识理解，玄奘是一位开宗立派的唯识宗祖师，他以《成唯识论》为中心，进行护法一系唯识学的弘传。然而这种常识理解其实经过了人为的刻意“制造”。制造玄奘面孔的背后，是窥基一系创立法相唯识宗的历程。首先，根据文献与图像数据的结合分析可以发现，玄奘在历史中以求法僧与译经僧两重形象分离性的呈现。其次，译经僧形象制造背后，慈恩寺僧团又有普光、法宝与窥基两系的对立。普光、法宝在当时处在中心位置，他们以＂唯识论师＂指称弘传《成唯识论》的窥基一系，并予以批判。由此可以推测《成唯识论》并没有被奉为玄奘师门内的权威文本。实际上，正是窥基通过建立《成唯识论》的传法谱系，制造了玄奘与《成唯识论》的特殊关联。在建立继承性谱系的基础上，完成自身建构唯识宗的用意。最后，唯识宗内形成了包含排他性教理教义和特殊性修行生活的特有知识界限。

北魏至隋，出现了一种新的神王组合图像，该类型图像的特征是神王肩部的兽首形装饰、膝盖上的象首形装饰、甲胄上的人脸装饰以及手持长柄戟形武器等。尤其前三个特点，更是这一时期该类型图像所独有的。该类型图像的出现，应是印度、佛教文化与波斯、祆教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

作者对这种地方风格造像的形成、传播、渊源、民族归属作了探讨。陕西北魏晚期造像风格的多元化，说明了地方佛教信众对多种雕刻风格的自由选择。而地方风格正可以适应地方民众对雕塑艺术的欣赏口味。

古印度佛教偶像有可能起源于 1 世纪早、中期，其代表是卡特拉坐佛造像碑和斯瓦特布特卡拉一号寺院佛像。秣菟罗＂四天王奉钵＂、帝释天访问、＂王与佛陀＂，布特卡拉＂太子决意出家＂和＂梵天劝请＂等佛传故事图中出现了可能最早的佛像。构图来源于公元前 2-1世纪的巴尔胡特和桑奇雕刻的影响。造像手势和铭文特征显示，释迦菩萨和佛陀形象的出现借鉴了中印度地区传统悠久人格神——药叉神等人格神。

敦煌莫高窟第 249窟天地间的动静分明，实际是《法华经·序品》的释迦神力“六瑞”制造的既庄严又幻化的神奇空间，以表现永恒的释迦和灵山圣会的真实。天井图像结构分别对应欲界、色界，以及六道诸神的汇集，加上“二佛并坐”，实际是对释迦的《法华经》这“一大事因缘”出世的回应与期待：即永恒、万能的释迦可以维护世界秩序的期盼。

夏荊山毕生精研佛像绘画与禅思书艺，师古和合得艺境高妙，书画颇富禅理与教化之功，夏居士绘有几幅「寒山拾得图」采用减笔描绘技巧，展现禅画意境妙趣，相传寒山、拾得为唐代诗僧…